#區域法院第卅六庭
#沈小民法官
#1001銅鑼灣 #裁決 #暴動
A1 張(23)
A2 胡(21)
A3 陳(21)
A4 蘇(25)
A5 李(17)
A6 沈(24)
控罪：串謀參與暴動
被控於2019年9月28日至10月1日，與不知名人事串謀參與暴動。
交替控罪：串謀參與非法集結
被控於同日同地與不知名人事串謀參與非法集結。
～本案於2月19日裁決，此為後補內容～
A1-6罪名均不成立(包括交替控罪)。
以下為判決書中的精要，亦可詳閱文末連結中的完整判決書。鑑於蔽台早前未有補充審訊情節，相關證人的證供請參照判決書，在此表示十分抱歉。
*判決書只有援引部分關鍵證人的相關證供，並非全部證人的證供。
～此為第四部分，共四部分～
🌟證據及案情之分析、裁斷(就著「串謀參與非法集結」的控罪)🌟
代表控方的伍大律師在結案陳詞時指出:
「亦誠如第一被告代表大律師在庭上陳詞，一眾被告及其他人士的確可以協議準備參與一個本身是合法的集會。而控辯雙方亦同意2019年9月28日有團體在金鐘舉行一個合法集會，但控方補充：單純因為第一至第六被告協議參與的集會（即使）是合法並不等於該協議必然是合法。比如六名被告的協議是在一個合法集會中故意地共同作出擾亂秩序、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甚或協議共同使用暴力並以圖導致破壞社會安寧，則即使該集會本身是合法的，六名被告都依然會干犯串謀非法集結或暴動。」
從以上可見，控方似乎忘掉了各被告人被捕這一事實，他們在其後被拘留的時間內是不可能參與任何示威的。串謀著重於大家之間是否定立了協議，一旦定立要問的問題是，該協議是涉及合法還是非法行為──前者無罪、後者有罪，這與其後要參與的示威集會沒有直接關係。
⭐️單位內搜出的防護裝備=攻擊性武器？配備那些裝備的人=暴力示威者？⭐️
控方主要依賴在單位內所找到的物品，要求法庭推斷他們至少參與非法集結。高級警司莫慶榮作供表示，在案發前他已多次在暴動場面參與執法，認為單位內的物品包括各被告人背包內的物品都是一般暴力示威者所使用，與被抓獲給他稱之為「暴徒」的人的衣着和裝束沒有分別。
無疑，參與示威遊行的人多數穿着黑色衣着或配備防催淚氣體的裝備，但倒過來說，身穿黑衣、配備有關裝束，又代表此人定比是暴力示威者嗎？
情況猶如有人把一盆水潑在地上，地上便濕淋淋；但濕地這一情況就未必是因有人潑水所致，而是因為天下了雨。莫警司說法其危險之處正正在此──要警惕不要倒過來說，因為反之未必亦然。
控方在陳詞時提及在單位內找到的防護物品(頭盔、豬嘴、眼罩等)會在肢體衝突中使用，並非和平示威者會使用的。
控方把防護裝備說成可作攻擊性之用。警方在單位內一個背囊內找到護脛，如將這套用在一場足球比賽中，球員佩戴護脛，按照控方的邏輯，豈不是賽前都可以推斷，這班球員協議參與一項非和平的足球比賽──在賽事中會做出暴力違規的行為。這種說法似未有把因果關係弄清之嫌。
至於在單位內搜出的豬嘴、眼罩、手套等，這些都是防禦性的裝備，不能視之為攻擊性武器。難道這些裝備及黑色服飾不曾在合法和平的遊行中出現嗎？並不是的。
在案發前的日子，一些起初合法的遊行，其後遭警方腰斬，警方為了聚散群眾發射催淚彈，這些情況時有發生。除了催淚煙，警方也會使用胡椒噴霧，一旦遇上警察，出現暴力場面也並非罕見的事情。這是一名只願參加合法和平示威的人也可預期發生的事，攜帶這些裝備並不代表眾被告不是去參與合法和平的示威。
從以上的情況可見，法庭並不能基於被告的衣著及裝備而推斷他們一定是去參與一些非法的示威活動。特別在9月28日，當天確實有群眾參加了獲警方批准的合法示威，期間相信有人身穿黑衣和配備以上所談及的保護裝備。
分析到此，法庭認為仍未有足夠證據能肯定各被告在被拘捕那刻已有一個計劃去參與非法集結；相反，若他們有計劃的話，他們的計劃有可能是參與合法的遊行，法庭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共謀者原則(Co-conspirators’ Rule)⭐️
控方依賴在A1銀包內找到的兩張購買白電油的單據和在A3電話中找到的社交媒體訊息，利用「共謀者原則」拿來針對其他被告。
要利用「共謀者原則」的先決條件是需有獨立證據顯示各被告間已有一個串謀去參加暴動/非法集結，所指的獨立證據並非上述的單據或社交媒體信息。因而，針對個別被告的證據並不能用作指控其他被告。
⭐️針對A1銀包內找到的單據⭐️
警方在A1的銀包內找到兩張來自兩間不同五金店所發出的單據，日期均為9月28日。每張單據上所購的物品均是兩罐白電油，即合共四罐白電油。此外，警方亦在A1的銀包內找到一張建造業工人證件。
在接受盤問時，控方證人(其中一件五金店的東主)同意白電油是很普通的裝修材料，政府化驗師鍾博士也同意白電油可用作相關的用途。
辯方陳詞指基於A1的建造業工人證，法庭不能排除他日常工作需要而購買或處理白電油，白電油單據和建造業工人證同時出現可支持其中一個無罪推論。辯方續指沒有證據顯示案發單位內搜出的白電油是來自那兩張單據，言下之意，這四罐白電油可能屬於其他人用做正常用途而非製造汽油彈。本案亦沒有確切的證據顯示單位內找到的白電油誰屬。
法庭現在假設A1購買的白電油真的是用做製造汽油彈，單據顯示購買日期為9月28日，合理推論他會在當天將之帶到來案發單位。當天有示威活動，而9月29日同樣有示威活動。
控方指汽油彈經常在示威活動場面出現，如果說該單位是用作儲存和生產汽油彈的地方，那麼相信會有人在這兩三天積極製造汽油彈也是合理的，但警方到達時卻沒發現任何製成品或半製成品。此外，值得留意的是，那五罐在單位內找到的白電油屬全新未使用過的。
此外，假若A1真的打算購買白電油作非法用途，理應不會保存單據之類的犯罪的證據；相反，若他購買作合法用途而又需要向他人取回墊支費用，才有必要保留單據。
經過以上的分析，這至少顯示在單位內找到的白電油有可能與A1無關。既然如此，這些證據就不能拿來針對A1與單位內找到的其他被告(沒有證據顯示其餘被告得悉A1銀包內有這兩張單據)，指他們有計劃製造汽油彈從而參與暴動。
⭐️針對在A3電話中的社交媒體訊息⭐️
警方利用流動鑑證工具“Cellebrite”成功打開A3電話的密碼，取得電話內一些社交媒體訊息，並把訊息內容以列表形式編印出來。辯方所爭議的是控方所傳召的偵緝警員4924之證供，他的證供如獲法庭接納，可推斷某些訊息是由A2或A3的電話所發送。
辯方指出偵緝警員4924的證供其實牽涉專家證據，但他卻以事實證人身份作供，無疑令有關證供淪為傳聞證供，故法庭不應依賴。
這些訊息涉及三個不同社交媒體:Instagram (IG)、Telegram (TG)、WhatsApp (WS); 控方指A3在這些社交媒體的群組內與他人對話，但對話者之身份只有在WS的社交媒體才找出是A2(因顯示出他的電話號碼)，而該群組人數是一對一(只得他們兩人)，至於其餘的群組 (IG, TG)所有與A3對話的人之身份均是一個謎。
現在法庭首先處理控辯雙方就社交媒體這方面爭議的事情，關鍵證人是偵緝警員4924。
⭐️針對偵緝警員4924的證供性質⭐️
在未繼續分析下去之前，有兩點值得注意的是:
(一)-控方為免觸及「聽聞證供」的問題，多次強調他們並非倚賴訊息的真實性而是訊息的存在，從而引伸有關被告人的心理狀態，並援引一宗終審法院的案例以作支持;
(二)-訊息並非像存在於電話中的狀態般展現，而是透過一些電腦程式以列表形式編寫出來。
首先，就著偵緝警員4924以何種身分作供，控方的立場來回彈出彈入。經過押後，偵緝警員4924最後以一般事實證人的身分作供。
偵緝警員4924作供時表示自己擁有機械工程學士學位，並曾修讀警察學院提供的不同課程。警員作供期間所道出的資訊，乍聽起來已不覺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事情；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這樣去解說一些事情。
當一名專家卻以事實證人身份作供時，可能對辯方造成不公。為了公平起見，法庭不會依賴有關證據。
缺乏了以上的證據，法庭便不能分辨在群組中訊息的來源，更難確定A3曾參與討論,又抑或他純屬一名沉默的組員; 甚至不能推斷他定必知道這些信息的存在(視乎他有否觀看)。當法庭不能肯定A3是否得悉這些信息的存在的情況下，這些訊息便不能協助法庭作出什麼的推論；A2的情況也是。
✨判案書中有對相關從社交媒體擷取的訊息進行分析，惟法庭已裁定不會依賴相關訊息，故作省略處理。相關證據分析請見第136-157段✨
綜上所述，控方案情實在存有太多的可能性，控方未能證明有關控罪至法律所要求的標準，即毫無合理疑點，故裁定所有被告面對的控罪包括交替控罪均不成立。
#沈小民法官
#1001銅鑼灣 #裁決 #暴動
A1 張(23)
A2 胡(21)
A3 陳(21)
A4 蘇(25)
A5 李(17)
A6 沈(24)
控罪：串謀參與暴動
被控於2019年9月28日至10月1日，與不知名人事串謀參與暴動。
交替控罪：串謀參與非法集結
被控於同日同地與不知名人事串謀參與非法集結。
～本案於2月19日裁決，此為後補內容～
A1-6罪名均不成立(包括交替控罪)。
以下為判決書中的精要，亦可詳閱文末連結中的完整判決書。鑑於蔽台早前未有補充審訊情節，相關證人的證供請參照判決書，在此表示十分抱歉。
*判決書只有援引部分關鍵證人的相關證供，並非全部證人的證供。
～此為第四部分，共四部分～
🌟證據及案情之分析、裁斷(就著「串謀參與非法集結」的控罪)🌟
代表控方的伍大律師在結案陳詞時指出:
「亦誠如第一被告代表大律師在庭上陳詞，一眾被告及其他人士的確可以協議準備參與一個本身是合法的集會。而控辯雙方亦同意2019年9月28日有團體在金鐘舉行一個合法集會，但控方補充：單純因為第一至第六被告協議參與的集會（即使）是合法並不等於該協議必然是合法。比如六名被告的協議是在一個合法集會中故意地共同作出擾亂秩序、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甚或協議共同使用暴力並以圖導致破壞社會安寧，則即使該集會本身是合法的，六名被告都依然會干犯串謀非法集結或暴動。」
從以上可見，控方似乎忘掉了各被告人被捕這一事實，他們在其後被拘留的時間內是不可能參與任何示威的。串謀著重於大家之間是否定立了協議，一旦定立要問的問題是，該協議是涉及合法還是非法行為──前者無罪、後者有罪，這與其後要參與的示威集會沒有直接關係。
⭐️單位內搜出的防護裝備=攻擊性武器？配備那些裝備的人=暴力示威者？⭐️
控方主要依賴在單位內所找到的物品，要求法庭推斷他們至少參與非法集結。高級警司莫慶榮作供表示，在案發前他已多次在暴動場面參與執法，認為單位內的物品包括各被告人背包內的物品都是一般暴力示威者所使用，與被抓獲給他稱之為「暴徒」的人的衣着和裝束沒有分別。
無疑，參與示威遊行的人多數穿着黑色衣着或配備防催淚氣體的裝備，但倒過來說，身穿黑衣、配備有關裝束，又代表此人定比是暴力示威者嗎？
情況猶如有人把一盆水潑在地上，地上便濕淋淋；但濕地這一情況就未必是因有人潑水所致，而是因為天下了雨。莫警司說法其危險之處正正在此──要警惕不要倒過來說，因為反之未必亦然。
控方在陳詞時提及在單位內找到的防護物品(頭盔、豬嘴、眼罩等)會在肢體衝突中使用，並非和平示威者會使用的。
控方把防護裝備說成可作攻擊性之用。警方在單位內一個背囊內找到護脛，如將這套用在一場足球比賽中，球員佩戴護脛，按照控方的邏輯，豈不是賽前都可以推斷，這班球員協議參與一項非和平的足球比賽──在賽事中會做出暴力違規的行為。這種說法似未有把因果關係弄清之嫌。
至於在單位內搜出的豬嘴、眼罩、手套等，這些都是防禦性的裝備，不能視之為攻擊性武器。難道這些裝備及黑色服飾不曾在合法和平的遊行中出現嗎？並不是的。
在案發前的日子，一些起初合法的遊行，其後遭警方腰斬，警方為了聚散群眾發射催淚彈，這些情況時有發生。除了催淚煙，警方也會使用胡椒噴霧，一旦遇上警察，出現暴力場面也並非罕見的事情。這是一名只願參加合法和平示威的人也可預期發生的事，攜帶這些裝備並不代表眾被告不是去參與合法和平的示威。
從以上的情況可見，法庭並不能基於被告的衣著及裝備而推斷他們一定是去參與一些非法的示威活動。特別在9月28日，當天確實有群眾參加了獲警方批准的合法示威，期間相信有人身穿黑衣和配備以上所談及的保護裝備。
分析到此，法庭認為仍未有足夠證據能肯定各被告在被拘捕那刻已有一個計劃去參與非法集結；相反，若他們有計劃的話，他們的計劃有可能是參與合法的遊行，法庭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
⭐️共謀者原則(Co-conspirators’ Rule)⭐️
控方依賴在A1銀包內找到的兩張購買白電油的單據和在A3電話中找到的社交媒體訊息，利用「共謀者原則」拿來針對其他被告。
要利用「共謀者原則」的先決條件是需有獨立證據顯示各被告間已有一個串謀去參加暴動/非法集結，所指的獨立證據並非上述的單據或社交媒體信息。因而，針對個別被告的證據並不能用作指控其他被告。
⭐️針對A1銀包內找到的單據⭐️
警方在A1的銀包內找到兩張來自兩間不同五金店所發出的單據，日期均為9月28日。每張單據上所購的物品均是兩罐白電油，即合共四罐白電油。此外，警方亦在A1的銀包內找到一張建造業工人證件。
在接受盤問時，控方證人(其中一件五金店的東主)同意白電油是很普通的裝修材料，政府化驗師鍾博士也同意白電油可用作相關的用途。
辯方陳詞指基於A1的建造業工人證，法庭不能排除他日常工作需要而購買或處理白電油，白電油單據和建造業工人證同時出現可支持其中一個無罪推論。辯方續指沒有證據顯示案發單位內搜出的白電油是來自那兩張單據，言下之意，這四罐白電油可能屬於其他人用做正常用途而非製造汽油彈。本案亦沒有確切的證據顯示單位內找到的白電油誰屬。
法庭現在假設A1購買的白電油真的是用做製造汽油彈，單據顯示購買日期為9月28日，合理推論他會在當天將之帶到來案發單位。當天有示威活動，而9月29日同樣有示威活動。
控方指汽油彈經常在示威活動場面出現，如果說該單位是用作儲存和生產汽油彈的地方，那麼相信會有人在這兩三天積極製造汽油彈也是合理的，但警方到達時卻沒發現任何製成品或半製成品。此外，值得留意的是，那五罐在單位內找到的白電油屬全新未使用過的。
此外，假若A1真的打算購買白電油作非法用途，理應不會保存單據之類的犯罪的證據；相反，若他購買作合法用途而又需要向他人取回墊支費用，才有必要保留單據。
經過以上的分析，這至少顯示在單位內找到的白電油有可能與A1無關。既然如此，這些證據就不能拿來針對A1與單位內找到的其他被告(沒有證據顯示其餘被告得悉A1銀包內有這兩張單據)，指他們有計劃製造汽油彈從而參與暴動。
⭐️針對在A3電話中的社交媒體訊息⭐️
警方利用流動鑑證工具“Cellebrite”成功打開A3電話的密碼，取得電話內一些社交媒體訊息，並把訊息內容以列表形式編印出來。辯方所爭議的是控方所傳召的偵緝警員4924之證供，他的證供如獲法庭接納，可推斷某些訊息是由A2或A3的電話所發送。
辯方指出偵緝警員4924的證供其實牽涉專家證據，但他卻以事實證人身份作供，無疑令有關證供淪為傳聞證供，故法庭不應依賴。
這些訊息涉及三個不同社交媒體:Instagram (IG)、Telegram (TG)、WhatsApp (WS); 控方指A3在這些社交媒體的群組內與他人對話，但對話者之身份只有在WS的社交媒體才找出是A2(因顯示出他的電話號碼)，而該群組人數是一對一(只得他們兩人)，至於其餘的群組 (IG, TG)所有與A3對話的人之身份均是一個謎。
現在法庭首先處理控辯雙方就社交媒體這方面爭議的事情，關鍵證人是偵緝警員4924。
⭐️針對偵緝警員4924的證供性質⭐️
在未繼續分析下去之前，有兩點值得注意的是:
(一)-控方為免觸及「聽聞證供」的問題，多次強調他們並非倚賴訊息的真實性而是訊息的存在，從而引伸有關被告人的心理狀態，並援引一宗終審法院的案例以作支持;
(二)-訊息並非像存在於電話中的狀態般展現，而是透過一些電腦程式以列表形式編寫出來。
首先，就著偵緝警員4924以何種身分作供，控方的立場來回彈出彈入。經過押後，偵緝警員4924最後以一般事實證人的身分作供。
偵緝警員4924作供時表示自己擁有機械工程學士學位，並曾修讀警察學院提供的不同課程。警員作供期間所道出的資訊，乍聽起來已不覺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事情；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這樣去解說一些事情。
當一名專家卻以事實證人身份作供時，可能對辯方造成不公。為了公平起見，法庭不會依賴有關證據。
缺乏了以上的證據，法庭便不能分辨在群組中訊息的來源，更難確定A3曾參與討論,又抑或他純屬一名沉默的組員; 甚至不能推斷他定必知道這些信息的存在(視乎他有否觀看)。當法庭不能肯定A3是否得悉這些信息的存在的情況下，這些訊息便不能協助法庭作出什麼的推論；A2的情況也是。
✨判案書中有對相關從社交媒體擷取的訊息進行分析，惟法庭已裁定不會依賴相關訊息，故作省略處理。相關證據分析請見第136-157段✨
綜上所述，控方案情實在存有太多的可能性，控方未能證明有關控罪至法律所要求的標準，即毫無合理疑點，故裁定所有被告面對的控罪包括交替控罪均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