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區裁判法院第八庭
#鄧少雄裁判官
#20201001灣仔 #審訊 [2/2]
羅(24)
控罪：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公安條例第33(1)及(2)條）
被控於2020年10月1日，在灣仔史釗域道1C號外的公眾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攜有攻擊性武器，即一把咭片型摺刀。
—————————————-
⏺傳召DW1 陳先生 (被告朋友)
🔸 辯方主問
DW1與被告是舊同學，自己未畢業前已在灣仔某快餐店工作，2020年3月轉任全職，職位是trainee manager，案發時仍在同一公司擔任同一職位。
被告知道其工作，曾經約2、3次去探他及用餐。案發當日被告沒有聯絡過他，而被告過往去探望他也不一定會預先通知。DW1沒有固定放飯時間。更表由上級編排，通常紅日都冇假放；上班時間通常是1500-2400，紅日則可能返1200-2100。
DW1與被告特別多共同話題的時期，可能一兩日見一次，平時則可能一兩個月見一次。
🔹 控方盤問
案發當日被告沒有聯絡過DW1，他亦全日冇見過被告。
- DW1作供完畢 -
⏺傳召DW2 馬先生 (被告前僱主)
🔸 辯方主問
DW2是長沙灣某cafe(月前結業) 東主之一，透過招聘網站聘請被告出任兼職廚房員工，職務為餐點製作及廚房雜務。被告於2020年9月離職，在其cafe工作了約1年。被告非全職員工，每周工作5-6天，每天約10小時，出時薪。
被告工作包括協助處理來貨，要拆箱及將貨物擺放至相應儲存位置。公司基本上每天都有來貨，DW2經常見到被告幫忙拆貨及擺貨，亦見過被告「經常性」從銀包攞出「一把刀仔」拆封箱膠紙。DW2形容該刀仔為黑色咭片刀，庭上確認證物P3為上述咭片刀。
🔹 控方盤問
「僱主對僱員有咩責任你知唔知呀？」主控首先關注，DW2公司有否向員工提供安全的拆箱工具，並警告其庭上證供有可能導致他被刑事檢控。
DW2確認，店舖內有𠝹刀及其他不同大小的刀具，隨手可得，可用來𠝹紙箱，而自己沒有特別告訴員工，要用什麼工具去拆箱。主控指P3「其實都好危險，好容易𠝹傷自己」，DW2不同意，稱自己未用過P3，但目測應是容易操作的𠝹刀。
對於被告如何使用P3，DW2表示只見到他經常使用，「答唔到好清楚」他如何使用。主控指，DW2講唔到是因為未見過被告使用。
- DW2作供完畢 -
📌辯方結案陳詞
控方倚賴的證據分別是：網上有號召當日銅鑼灣、灣仔一帶有非法遊行；被告在軒尼詩道與史釗域道交界被警員截停，搜出咭片刀；警誡供詞及會面紀錄。
事實上，咭片刀有工作用途；控罪元素是P3咭片刀為攻擊性武器，而被告無合理權限及合理辯解管有咭片刀。
📎環境證供是否足以推論傷人意圖
控方須證明被告有傷人意圖，但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到。控方倚賴環境證供作推論：非法遊行、被告著黑衫、電話有相關資訊、搭車唔用八達通等。（鄧官指，控方已表明不依賴被告電話內容。）環境證供是否足以推論，被告必定是去參與活動，必定是暴力參與者，必定有意圖用咭片刀傷人？
🌟鄧官指出重點：法庭需要考慮的關鍵是，有傷害性工具出現在鬧市，是否已足夠推論？
梁大律師力陳，控方首先須證明工具是攻擊性武器，然後才需要被告提出合理辯解。而即使被告想參加遊行或者真的有參加，也不足證被告想用暴力。
根據PW1證供，該區人流普通，亦沒證據該處有非法集結；其供稱被告眼神閃縮，而且見到警員就與「同行人士」分開-- 被告已經解釋過，與該「同行人士」互不相識，而即使他們認識，也不會增加被告的嫌疑。
梁大律師續指，被告電話有遊行活動資料，搭車唔用八達通，極其量證明他是去參與活動，沒有證據他是用何種形式參與，例如是叫口號、與警方對峙、刑事毀壞或傷人等。與此同時，被告當時沒有其他「參與暴亂」的裝備，同樣無法證明是否會使用暴力或作刑事毀壞。
🌟鄧官再指出，即使準備參與活動、甚至用激烈方式參與，也不等於會使用工具。
📎被告證供可信性
梁大律師提到，被告在被截停現場及警署錄影會面中的對答皆自然、不閃縮，供詞可信。
被搜出咭片刀的銀包「暗格」，普遍銀包也有，並非真暗格。咭片刀可摺成有手柄的刀，刀刃不太鋒利，而它放在銀包內已相當長時間，明顯可見有壓痕，與被告2015年購買咭片刀的供詞吻合，而刀鋒稍鈍的狀況亦與其供詞吻合。被告在庭上示範使用它時動作純熟，而公司有其他刀可供使用，不代表他不可以用私伙。
控方不可能證明各位證人供詞為虛構，而關於咭片刀用途是可信的合理辯解；即使法庭裁定不可信，控方也要有足夠證據，以得出被告必然是意圖傷人的推論。
案件押後至本年12月6日1430於粉嶺裁判法院第一庭宣布裁決，期間被告續以現有條件保釋
#鄧少雄裁判官
#20201001灣仔 #審訊 [2/2]
羅(24)
控罪：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公安條例第33(1)及(2)條）
被控於2020年10月1日，在灣仔史釗域道1C號外的公眾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攜有攻擊性武器，即一把咭片型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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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召DW1 陳先生 (被告朋友)
🔸 辯方主問
DW1與被告是舊同學，自己未畢業前已在灣仔某快餐店工作，2020年3月轉任全職，職位是trainee manager，案發時仍在同一公司擔任同一職位。
被告知道其工作，曾經約2、3次去探他及用餐。案發當日被告沒有聯絡過他，而被告過往去探望他也不一定會預先通知。DW1沒有固定放飯時間。更表由上級編排，通常紅日都冇假放；上班時間通常是1500-2400，紅日則可能返1200-2100。
DW1與被告特別多共同話題的時期，可能一兩日見一次，平時則可能一兩個月見一次。
🔹 控方盤問
案發當日被告沒有聯絡過DW1，他亦全日冇見過被告。
- DW1作供完畢 -
⏺傳召DW2 馬先生 (被告前僱主)
🔸 辯方主問
DW2是長沙灣某cafe(月前結業) 東主之一，透過招聘網站聘請被告出任兼職廚房員工，職務為餐點製作及廚房雜務。被告於2020年9月離職，在其cafe工作了約1年。被告非全職員工，每周工作5-6天，每天約10小時，出時薪。
被告工作包括協助處理來貨，要拆箱及將貨物擺放至相應儲存位置。公司基本上每天都有來貨，DW2經常見到被告幫忙拆貨及擺貨，亦見過被告「經常性」從銀包攞出「一把刀仔」拆封箱膠紙。DW2形容該刀仔為黑色咭片刀，庭上確認證物P3為上述咭片刀。
🔹 控方盤問
「僱主對僱員有咩責任你知唔知呀？」主控首先關注，DW2公司有否向員工提供安全的拆箱工具，並警告其庭上證供有可能導致他被刑事檢控。
DW2確認，店舖內有𠝹刀及其他不同大小的刀具，隨手可得，可用來𠝹紙箱，而自己沒有特別告訴員工，要用什麼工具去拆箱。主控指P3「其實都好危險，好容易𠝹傷自己」，DW2不同意，稱自己未用過P3，但目測應是容易操作的𠝹刀。
對於被告如何使用P3，DW2表示只見到他經常使用，「答唔到好清楚」他如何使用。主控指，DW2講唔到是因為未見過被告使用。
- DW2作供完畢 -
📌辯方結案陳詞
控方倚賴的證據分別是：網上有號召當日銅鑼灣、灣仔一帶有非法遊行；被告在軒尼詩道與史釗域道交界被警員截停，搜出咭片刀；警誡供詞及會面紀錄。
事實上，咭片刀有工作用途；控罪元素是P3咭片刀為攻擊性武器，而被告無合理權限及合理辯解管有咭片刀。
📎環境證供是否足以推論傷人意圖
控方須證明被告有傷人意圖，但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到。控方倚賴環境證供作推論：非法遊行、被告著黑衫、電話有相關資訊、搭車唔用八達通等。（鄧官指，控方已表明不依賴被告電話內容。）環境證供是否足以推論，被告必定是去參與活動，必定是暴力參與者，必定有意圖用咭片刀傷人？
🌟鄧官指出重點：法庭需要考慮的關鍵是，有傷害性工具出現在鬧市，是否已足夠推論？
梁大律師力陳，控方首先須證明工具是攻擊性武器，然後才需要被告提出合理辯解。而即使被告想參加遊行或者真的有參加，也不足證被告想用暴力。
根據PW1證供，該區人流普通，亦沒證據該處有非法集結；其供稱被告眼神閃縮，而且見到警員就與「同行人士」分開-- 被告已經解釋過，與該「同行人士」互不相識，而即使他們認識，也不會增加被告的嫌疑。
梁大律師續指，被告電話有遊行活動資料，搭車唔用八達通，極其量證明他是去參與活動，沒有證據他是用何種形式參與，例如是叫口號、與警方對峙、刑事毀壞或傷人等。與此同時，被告當時沒有其他「參與暴亂」的裝備，同樣無法證明是否會使用暴力或作刑事毀壞。
🌟鄧官再指出，即使準備參與活動、甚至用激烈方式參與，也不等於會使用工具。
📎被告證供可信性
梁大律師提到，被告在被截停現場及警署錄影會面中的對答皆自然、不閃縮，供詞可信。
被搜出咭片刀的銀包「暗格」，普遍銀包也有，並非真暗格。咭片刀可摺成有手柄的刀，刀刃不太鋒利，而它放在銀包內已相當長時間，明顯可見有壓痕，與被告2015年購買咭片刀的供詞吻合，而刀鋒稍鈍的狀況亦與其供詞吻合。被告在庭上示範使用它時動作純熟，而公司有其他刀可供使用，不代表他不可以用私伙。
控方不可能證明各位證人供詞為虛構，而關於咭片刀用途是可信的合理辯解；即使法庭裁定不可信，控方也要有足夠證據，以得出被告必然是意圖傷人的推論。
案件押後至本年12月6日1430於粉嶺裁判法院第一庭宣布裁決，期間被告續以現有條件保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