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城裁判法院第十三庭
#黃雅茵署理主任裁判官
#1102銅鑼灣 #審訊 [6/5]
D1: 文念志/前大埔區議員 (頌汀)
D2: 陳振哲/前大埔區議員 (林村谷)/機場大叔
D3: 鄭仲恒/沙田區議員 (鞍泰)
控罪：
(2) 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D1-3]
被控於2019年11月2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8號閘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即高級督察18506、女總督察倪采欣及警司張志偉
(3)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 [D1] 🛑認罪
被控於同日同地無牌持有一個無線電對講機
＊控罪(1)非法集結罪已撤控
背景：
128名民主派區議員候選人2019年11月2日於維園舉行選舉聚會，惟遭警方指控屬非法集會，警方一度發射多枚催淚彈並拘捕3名候選人，即其後成功當選的「機場大叔」陳振哲、鄭仲恒及文念志，3人被控阻差辦公罪。控方早前撤銷三人的參與非法集結罪。控方於2020年9月14日提堂時申請修改控罪詳情及分拆控罪(3)，被 #何俊堯裁判官 拒絕，斥對被告不公。三人在 #何俊堯裁判官 席前否認控罪(2)，文則承認控罪(3)。案件延至2020年10月27日進行首次審前覆核，而控罪(3)留待審訊完畢後判刑。
——————
辯方爭議控方所引用證供(片段及證人)，各方早前已呈交書面陳詞，現作口頭補充
⏺D1代表陳詞
📌Uncharged act的關連性
辯方爭議控方打算引用的證供中被告行為(不是控罪(2)所指明的行為)與控罪關連性，控方陳詞表示相關證供是用來顯示控罪發生的context；律師指出，即使沒有D1被制服離開現場的證據，也能知他做了什麼行為，不會無法理解事件，故控方想用的證供與控罪關連相當牽強。此外，上訴庭已提醒過，不容許控方以背景資料為名偷偷引入證據。
即使有關連性，其證據價值微乎其微—片段影唔到被告所謂雙腳離地、屈膝，單憑他稍後時間的看似不合作行為，如何推斷出他較早前已不合作？律師指，此證供的prejudicial value遠大於probative value，因該指控行為可構成一項獨立控罪。
⏺D2代表陳詞
D2所面對的控罪(2)以《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6(b)條為基礎，涵蓋抗拒、襲擊或故意阻撓行為，而本案控罪檢控基礎為故意阻撓。律師在書面陳詞列出控方先後有3個不同版本的控罪詳情，指出3個版本分別列出了不同警員，但同以故意阻撓為基礎。現時將受阻撓警員收窄為高級督察18506、女總督察倪采欣及警司張志偉共3名警務人員。
📌阻撓而非抗拒
控方打算倚賴D2被制服後的行為，該行為有可能構成抗拒而非故意阻撓，導致檢控範圍大大擴闊。律師引用終審法院Tam Lap Fai案 [HKSAR v Tam Lap Fai (2005) 8 HKCFAR 216] 有關「阻撓」的原則，包括被告做過什麼、怎樣做，警員在做什麼，被告行為對該警員的行為造成什麼影響；就本案而言，不應考慮控罪詳情不包括在內的警員如何受到阻撓。由於辯方準備案件時要考慮控方如何提控，控方之後才作出修改乃違反《公訴書規則》。
📌控罪重複性
控方已在控罪詳情刪除了幾名警員，卻仍想傳召他們作供，指證D2有反抗行為—抗拒情況並不屬阻撓。現時控罪詳情訂明的3名警員在案發時負責指揮，控罪指稱被告阻礎他們指揮隊伍，而非被告與他們有任何直接互動引致的阻撓情況，兩者本質上不同。控方立場所指受到3名被告阻撓的警員，到底是推進隊伍的全部22名警員還是只有3名指揮官？本案在黃官接手審理之前，曾由 #張志偉裁判官 經手，當時張官已就此議題要求控方釐清控罪內容。
控方陳詞引用了劉家棟案，D2代表指此案例反而對辯方有利，因判詞清楚指出，當相關指控有局限，最終決定需以此作為考慮依歸。律師重申，控方立場搖擺不定，最終版本控罪詳情將受阻撓警員收窄至3個。控方開案陳詞沒提及過抗拒行為，當時亦曾確認不會作出修改，但審訊期間改變立場，申請引用可證明被告有抗拒的證據，是為ambush。
⏺D3代表陳詞
對於控方指稱，D1及D2的作為與D3無關，增加的案情亦無對其不公，D3立場對此不同意，因為此控罪是共同檢控。
📌控罪重疊性
律師同樣引用D2代表提過的楊家誠案，指被告可能因而無法獲得公平審訊，因他不知道所面對指控包含什麼內容。控方立場是把D1、D2在不同時間的不合作行為視為一整個行為 (控方不倚賴D3被制服時的不合作行為)，律師則指不能視之為整個行為的一部分。被告被制服之後的行為與之前阻撓警方前進的行為相關性低，其中個別行為已超出控罪(2)考量。
（各位辯方大律師提及了多宗相關案例，不才直播員聽唔切又抄唔切，深表遺憾。）
⏺控方回應
主控確認，倚賴被制服時不合作的行為是只針對D1與D2，不包括D3，目的只是要證明其早前阻撓警方推進的意圖，並非單獨一項控罪。
📌控方不是收窄控罪
就辯方指控方多番更改控罪詳情所列明受阻的警員，主控稱只是因應張志偉裁判官的指示而作出修訂。現時列出的3名警員為隊伍帶領者，當他們被影響，就影響到整個隊伍。黃官馬上表示，法庭不能指定，只能討論，最終由控方決定修改。主控重申，當時是根據裁判官提供的兩個選項而修改：選擇1-只列帶領3者，選擇2-如整隊都與被告有互動就全都加。控方立場不是全部22名警員皆與被告有互動，而是全隊受到阻礙。黃官讀出相關審訊謄本內容，引述張官指控方可在控罪詳情加上「相關受影響」的警員，但其意思似乎不是只能3或22二選一。主控重申，被告的行為實際阻礙了警方推進。黃官則強調，控罪詳情需列明受阻礙的警員。
主控讀出劉家棟案例的相關段落，用以支持本案需要利用案發當日4時前的證供舉證。
📌D1D2被制服期間不合作行為以證明阻撓意圖
主控指，針對D1及D2的行為是一連串阻撓行為，時間接近，而且目的都是阻礙警方辦事，不能把一連串行為分割開。二人被制服期間的不合作行為，是法庭需要考慮的context；即使那是犯罪後行為(subsequent act)，但是可以證明到其犯罪時的意圖，屬於retrospective evidence。
📌證據價值(Probative value)
辯方所引用案例中的證供是用以證明被告犯罪傾向，惟本案並非用來證明被告的犯罪傾向，而是證明其犯罪意圖；D1與D2的不合作行為貫徹始終，法庭需予以考慮，而其probative value亦大於prejudicial effect。
#黃雅茵署理主任裁判官 提出，先預留4天作續審，續審首天將會就爭議事項作裁決，控方屆時再因應裁決而傳召證人。
控方申請早前在東區裁判法院進行的審訊謄本，辯方則申請今天審訊錄音，皆獲批准。
案件押後至2022年1月24-27日續審，除更改報到條件，各人續以原有條件保釋✅
#黃雅茵署理主任裁判官
#1102銅鑼灣 #審訊 [6/5]
D1: 文念志/前大埔區議員 (頌汀)
D2: 陳振哲/前大埔區議員 (林村谷)/機場大叔
D3: 鄭仲恒/沙田區議員 (鞍泰)
控罪：
(2) 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D1-3]
被控於2019年11月2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8號閘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即高級督察18506、女總督察倪采欣及警司張志偉
(3)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 [D1] 🛑認罪
被控於同日同地無牌持有一個無線電對講機
＊控罪(1)非法集結罪已撤控
背景：
128名民主派區議員候選人2019年11月2日於維園舉行選舉聚會，惟遭警方指控屬非法集會，警方一度發射多枚催淚彈並拘捕3名候選人，即其後成功當選的「機場大叔」陳振哲、鄭仲恒及文念志，3人被控阻差辦公罪。控方早前撤銷三人的參與非法集結罪。控方於2020年9月14日提堂時申請修改控罪詳情及分拆控罪(3)，被 #何俊堯裁判官 拒絕，斥對被告不公。三人在 #何俊堯裁判官 席前否認控罪(2)，文則承認控罪(3)。案件延至2020年10月27日進行首次審前覆核，而控罪(3)留待審訊完畢後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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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方爭議控方所引用證供(片段及證人)，各方早前已呈交書面陳詞，現作口頭補充
⏺D1代表陳詞
📌Uncharged act的關連性
辯方爭議控方打算引用的證供中被告行為(不是控罪(2)所指明的行為)與控罪關連性，控方陳詞表示相關證供是用來顯示控罪發生的context；律師指出，即使沒有D1被制服離開現場的證據，也能知他做了什麼行為，不會無法理解事件，故控方想用的證供與控罪關連相當牽強。此外，上訴庭已提醒過，不容許控方以背景資料為名偷偷引入證據。
即使有關連性，其證據價值微乎其微—片段影唔到被告所謂雙腳離地、屈膝，單憑他稍後時間的看似不合作行為，如何推斷出他較早前已不合作？律師指，此證供的prejudicial value遠大於probative value，因該指控行為可構成一項獨立控罪。
⏺D2代表陳詞
D2所面對的控罪(2)以《侵害人身罪條例》第36(b)條為基礎，涵蓋抗拒、襲擊或故意阻撓行為，而本案控罪檢控基礎為故意阻撓。律師在書面陳詞列出控方先後有3個不同版本的控罪詳情，指出3個版本分別列出了不同警員，但同以故意阻撓為基礎。現時將受阻撓警員收窄為高級督察18506、女總督察倪采欣及警司張志偉共3名警務人員。
📌阻撓而非抗拒
控方打算倚賴D2被制服後的行為，該行為有可能構成抗拒而非故意阻撓，導致檢控範圍大大擴闊。律師引用終審法院Tam Lap Fai案 [HKSAR v Tam Lap Fai (2005) 8 HKCFAR 216] 有關「阻撓」的原則，包括被告做過什麼、怎樣做，警員在做什麼，被告行為對該警員的行為造成什麼影響；就本案而言，不應考慮控罪詳情不包括在內的警員如何受到阻撓。由於辯方準備案件時要考慮控方如何提控，控方之後才作出修改乃違反《公訴書規則》。
📌控罪重複性
控方已在控罪詳情刪除了幾名警員，卻仍想傳召他們作供，指證D2有反抗行為—抗拒情況並不屬阻撓。現時控罪詳情訂明的3名警員在案發時負責指揮，控罪指稱被告阻礎他們指揮隊伍，而非被告與他們有任何直接互動引致的阻撓情況，兩者本質上不同。控方立場所指受到3名被告阻撓的警員，到底是推進隊伍的全部22名警員還是只有3名指揮官？本案在黃官接手審理之前，曾由 #張志偉裁判官 經手，當時張官已就此議題要求控方釐清控罪內容。
控方陳詞引用了劉家棟案，D2代表指此案例反而對辯方有利，因判詞清楚指出，當相關指控有局限，最終決定需以此作為考慮依歸。律師重申，控方立場搖擺不定，最終版本控罪詳情將受阻撓警員收窄至3個。控方開案陳詞沒提及過抗拒行為，當時亦曾確認不會作出修改，但審訊期間改變立場，申請引用可證明被告有抗拒的證據，是為ambush。
⏺D3代表陳詞
對於控方指稱，D1及D2的作為與D3無關，增加的案情亦無對其不公，D3立場對此不同意，因為此控罪是共同檢控。
📌控罪重疊性
律師同樣引用D2代表提過的楊家誠案，指被告可能因而無法獲得公平審訊，因他不知道所面對指控包含什麼內容。控方立場是把D1、D2在不同時間的不合作行為視為一整個行為 (控方不倚賴D3被制服時的不合作行為)，律師則指不能視之為整個行為的一部分。被告被制服之後的行為與之前阻撓警方前進的行為相關性低，其中個別行為已超出控罪(2)考量。
（各位辯方大律師提及了多宗相關案例，不才直播員聽唔切又抄唔切，深表遺憾。）
⏺控方回應
主控確認，倚賴被制服時不合作的行為是只針對D1與D2，不包括D3，目的只是要證明其早前阻撓警方推進的意圖，並非單獨一項控罪。
📌控方不是收窄控罪
就辯方指控方多番更改控罪詳情所列明受阻的警員，主控稱只是因應張志偉裁判官的指示而作出修訂。現時列出的3名警員為隊伍帶領者，當他們被影響，就影響到整個隊伍。黃官馬上表示，法庭不能指定，只能討論，最終由控方決定修改。主控重申，當時是根據裁判官提供的兩個選項而修改：選擇1-只列帶領3者，選擇2-如整隊都與被告有互動就全都加。控方立場不是全部22名警員皆與被告有互動，而是全隊受到阻礙。黃官讀出相關審訊謄本內容，引述張官指控方可在控罪詳情加上「相關受影響」的警員，但其意思似乎不是只能3或22二選一。主控重申，被告的行為實際阻礙了警方推進。黃官則強調，控罪詳情需列明受阻礙的警員。
主控讀出劉家棟案例的相關段落，用以支持本案需要利用案發當日4時前的證供舉證。
📌D1D2被制服期間不合作行為以證明阻撓意圖
主控指，針對D1及D2的行為是一連串阻撓行為，時間接近，而且目的都是阻礙警方辦事，不能把一連串行為分割開。二人被制服期間的不合作行為，是法庭需要考慮的context；即使那是犯罪後行為(subsequent act)，但是可以證明到其犯罪時的意圖，屬於retrospective evidence。
📌證據價值(Probative value)
辯方所引用案例中的證供是用以證明被告犯罪傾向，惟本案並非用來證明被告的犯罪傾向，而是證明其犯罪意圖；D1與D2的不合作行為貫徹始終，法庭需予以考慮，而其probative value亦大於prejudicial effect。
#黃雅茵署理主任裁判官 提出，先預留4天作續審，續審首天將會就爭議事項作裁決，控方屆時再因應裁決而傳召證人。
控方申請早前在東區裁判法院進行的審訊謄本，辯方則申請今天審訊錄音，皆獲批准。
案件押後至2022年1月24-27日續審，除更改報到條件，各人續以原有條件保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