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龍法院大樓第八庭 (暫代區院)
#嚴舜儀區域法院暫委法官
#1118尖沙咀 #判刑
A5曾(20)
控罪：#非法集結
被告被控於2019年11月18日，在香港九龍尖沙咀科學館道一帶，連同其他不知名人士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
在補充求情陳詞中，辯方希望法庭考慮到A5已明白自由的可貴並體會牢獄之苦，現有悔意，作出輕判。
法官表示考慮過所有求情理由後，作出以下的判刑：
A5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8(1)及(3)條。A5承認控罪並同意控方案情，被裁定罪名成立。
控方案情指於2019年11月11日至28日期間，理大附近發生暴動。其間亦有不同群體的人無視警方發出的警告，前往理大附近聲援理大的示威者。
於2019年11月18日，警方為了防止示威人士進入理大及其外圍，在尖沙咀各處設立了封鎖線，其中包括：(1)於06:00時開始，警察機動部隊B2小隊設立橫跨科學館道、面向科學館廣埸交界及麼地道的封鎖線；(2)於08:15時開始，警察機動部隊Y1及Y3小隊在科學館道設立的封鎖線。這兩條封鎖線離理大約400至500米，彼此亦相隔約150米。
於同日約08:05時，有約50名黑衣和戴有頭盔、防毒面具等裝備的示威者打開約20把雨傘叫著「一二、一二」的口號，在警方於科學館道與科學館廣場交界附近的警方防線前嘗試向防線推進，要求警方釋放在理大內的人。當人群接近警方防線近30米前時，警方發出口頭和旗號警告，但人群後退但不散開，仍留在科學館廣場內築起傘陣。
於同日約08:15時，警察機動部隊Y4小隊由麼地道72號經華懋廣場和南洋中心之間的小徑進入科學館廣場。警察機動部隊Y1及Y3小隊亦於這時到達科學館道與科學館廣場交界的位置。這時，有100至200人集結在一起，當中前排人群約有20人築起傘陣和辱罵警察。警方再以揚聲器發出警告，但集結人群沒有按警方要求離場。當後來警察機動部隊Y1及Y3小隊向示威者方向前進時，示威者逃走。
於同日約08:18時，警察機動部隊Y1及Y3小隊同時上前圍捕在場人士。
於同日約08:20時，督察2566於科學館廣場的華懋廣場對開外(拘捕現場)以涉嫌干犯「暴動」罪正式拘捕了總共135人，當中包括本案20名被告。同時間，有16把雨傘和示威者的防禦裝備散滿一地。
控方的指稱是於2019年11月18日約08:00時至08:20時，科學館廣場一帶出現了一個非法集結。這段時間示威者的行為已被不同的片段所拍攝。
A5被檢取的物品包括護目鏡、雨傘、和雨衣。此外，A5並非居住在案發地點附近。
「非法集結」罪是嚴重的罪行，最高刑罰是監禁5年，不過沒有量刑指引。上訴庭在CAAR4/2016案列出了判刑時法庭一般而言會考慮的元素：
⁃ 保護公眾 - 保護公眾，不受這些罪行的不良影響；
⁃ 加諸懲罰 - 判刑應與罪行相稱，即應反映罪行嚴重性及犯罪者的罪責；
⁃ 公開譴責 - 判刑應反映社會否定有關罪行及犯罪者的犯罪行為；
⁃ 阻嚇罪行 - 阻止犯罪者重犯，也預防其他人干犯有關罪行；
⁃ 補救性質 - 判刑可規定犯罪者需給予罪行受害人賠償，作為糾正或賠償；
⁃ 更生改過 - 判刑目的之一，是犯罪者改過自新，並希望他們在刑滿後能奉公守法。
上訴庭亦提及：
「在判刑時，法庭會考慮犯案者被控之罪行的控訴要旨(gravamen)。對於非法集結，罪行的控訴要旨是參與者行事時人數眾多，並利用人多勢眾來達到他們之共同目的：見Caird案，英國上訴法院Sachs法官的判詞第504-505頁。Caird案中的非法集結是普通法的罪行，但其控罪要旨和《公安條例》第18條之下法定的非法集結罪行是一樣的：參考梁國華案，上訴法庭法官林文瀚（當時官階）的判詞第18-22段。
在較近期的R v Gilmour [2011] EWCA Crim 2458, 英國上訴法院Hughes法官說（意譯）：
「 集體擾亂秩序定必有一個特點，就是每個個人的行為，無論本身特性為何，都會感染及鼓勵其他人作出類似行為，正就是羣體行動造成的整體效果，令公眾受害。」
在R v Blackshaw [2011] EWCA Crim 2312，英國上訴法院首席法官Judge勳爵亦有類似的看法，他在判詞第9段形容參與暴力非法集會的犯案者的心態時說（意譯)：
「 現實是那些犯罪者從他們周圍的其他犯罪者得到支持、安慰及鼓勵。也許，牽涉的人數眾多也會令部分犯罪者相信他們是不受監管的，而其罪行亦不會被偵破的。」
雖然Gilmour案和Blackshaw案中的控罪不是非法集結，是其他破壞公共秩序的罪行，但犯案者利用人多勢眾來達到他們之共同目的，是所有集體破壞公共秩序罪行的共通點，所以Hughes法官和Judge勳爵上述評語，對第18條的非法集結同樣適用。
再者，經驗告訴我們，當大批示威者聚集時，很大可能會出現情緒高漲甚至激動的情況，而這種情況本身有造成暴力事件的風險。有時，甚至會有以挑起暴力事端為目的之不法之徒在場趁機行事，這方面的風險不容忽視：見女王訴陶君行[1995] 1 HKCLR 251，麥道高法官的判詞第257頁。因此，第18條的非法集結是必需的預防措施，對社會安寧可能被破壞和破壞社會安寧所引發的嚴重後果防微杜漸：梁國華案，上訴法庭法官林文瀚的判詞第40段。
在維護公共秩序的大前題下，並且顧及到非法集結的控罪要旨，法庭在判刑時除了要對犯案者施予合適的懲罰，亦需要考慮阻嚇的判刑元素，即判刑不僅要防止犯案者重犯，亦需要以儆效尤，阻嚇其他人不要以身試法，有樣學樣來破壞或擾亂公共秩序。法庭應該給予阻嚇這判刑元素的比重，則視乎案件實際的情況而定。若案情嚴重，法庭需要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
上訴庭其後列出了考慮「非法集結」罪量刑時要顧及的10項因素：
⁃ 暴力行為是即場突然發生，還是預先計劃的，若是後者，計劃周詳及精密的程度為何；
⁃ 參與暴力者人數多少；
⁃ 使用暴力的程度，包括有否使用武器，若有的話，是甚麼武器和數量；
⁃ 使用暴力的規模，包括發生暴力的時間、所在之處、地點數目及範圍；
⁃ 暴力行為為時多久，包括暴力有否延長；是否經警方或其他公職人員重複警告後仍然進行；
⁃ 暴力行為所引致的後果：例如有否對財物造成任何損失或破壞，若有的話，其程度為何；是否有人受傷，及若有的話，傷者人數及傷勢為何；
⁃ 即使沒有財物損失或破壞，也沒有人受傷，但暴力行為造成之威脅的嚴重性及逼近程度為何；
⁃ 暴力行為對公眾造成滋擾的性質和程度；
⁃ 犯案者的角色及參與程度，如除自己有參與非法集結或使用暴力外，有否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參與非法集結或非法使用暴力；以及
⁃ 犯案者在暴動發生期間，有沒有干犯其他罪行。
上訴庭亦指出：
「歸納以上的討論，法庭對涉及暴力之非法集結，包括與本覆核同類的罪行，所採用的判刑原則可總結如下：
(一) 按照一般的判刑原則，法庭會全面考慮案件的實際情況和罪行情節的嚴重性，繼而就每個適用的判刑元素給予該有的比重，然後對犯案者處以與案件相稱的判刑。同樣的原則適用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
(二) 《公安條例》第18條對非法集結的定義雖然頗為簡單，但所涵蓋的案情可以很廣泛，犯罪情節的嚴重性也會因案情而有別，其幅度也很大，由一端極輕微的到另一端極其嚴重的都有，視乎實際情況而定。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當然是較接近情節嚴重那一端的罪行，可是涉及暴力之非法集結的案情也有多式多樣，所以即使是屬於較嚴重的罪行，其實際犯罪情節的嚴重性也會有所不同，也有其幅度；在這幅度上，法庭會按照案情實際情況和罪行情節的嚴重性而對適用的判刑元素給予該有的比重。
(三) 在維持公共秩序的大前題下，並顧及到非法集結的控罪要旨，法庭在判刑時需要考慮阻嚇這個判刑元素，至於該給予多大的比重則需視乎案件實際情況而定。
(四) 若是案情相對地輕微，例如，非法集結並非預謀，規模極小、只涉及十分輕微的暴力、沒有造成任何人身傷害或財產破壞，法庭給予犯案者個人的情況、犯案的動機或原因，和更新這個判刑元素的比重可以相稱地加多，而阻嚇這個判刑元素的比重可以相稱地減少。
(五) 若是案情嚴重的，例如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規模大，或是涉及嚴重暴力，法庭會給予懲罰和阻嚇這兩個判刑元素很大的比重，而給予犯案者個人的情況、犯案動機或原因，和更新這個判刑元素很少的比重或者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下不給予任何比重。
(六) 當法庭對所有適用的判刑元素給予該有的比重後，便可以對犯案者處以和案件相稱的判刑」
#嚴舜儀區域法院暫委法官
#1118尖沙咀 #判刑
A5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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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被控於2019年11月18日，在香港九龍尖沙咀科學館道一帶，連同其他不知名人士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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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補充求情陳詞中，辯方希望法庭考慮到A5已明白自由的可貴並體會牢獄之苦，現有悔意，作出輕判。
法官表示考慮過所有求情理由後，作出以下的判刑：
A5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18(1)及(3)條。A5承認控罪並同意控方案情，被裁定罪名成立。
控方案情指於2019年11月11日至28日期間，理大附近發生暴動。其間亦有不同群體的人無視警方發出的警告，前往理大附近聲援理大的示威者。
於2019年11月18日，警方為了防止示威人士進入理大及其外圍，在尖沙咀各處設立了封鎖線，其中包括：(1)於06:00時開始，警察機動部隊B2小隊設立橫跨科學館道、面向科學館廣埸交界及麼地道的封鎖線；(2)於08:15時開始，警察機動部隊Y1及Y3小隊在科學館道設立的封鎖線。這兩條封鎖線離理大約400至500米，彼此亦相隔約150米。
於同日約08:05時，有約50名黑衣和戴有頭盔、防毒面具等裝備的示威者打開約20把雨傘叫著「一二、一二」的口號，在警方於科學館道與科學館廣場交界附近的警方防線前嘗試向防線推進，要求警方釋放在理大內的人。當人群接近警方防線近30米前時，警方發出口頭和旗號警告，但人群後退但不散開，仍留在科學館廣場內築起傘陣。
於同日約08:15時，警察機動部隊Y4小隊由麼地道72號經華懋廣場和南洋中心之間的小徑進入科學館廣場。警察機動部隊Y1及Y3小隊亦於這時到達科學館道與科學館廣場交界的位置。這時，有100至200人集結在一起，當中前排人群約有20人築起傘陣和辱罵警察。警方再以揚聲器發出警告，但集結人群沒有按警方要求離場。當後來警察機動部隊Y1及Y3小隊向示威者方向前進時，示威者逃走。
於同日約08:18時，警察機動部隊Y1及Y3小隊同時上前圍捕在場人士。
於同日約08:20時，督察2566於科學館廣場的華懋廣場對開外(拘捕現場)以涉嫌干犯「暴動」罪正式拘捕了總共135人，當中包括本案20名被告。同時間，有16把雨傘和示威者的防禦裝備散滿一地。
控方的指稱是於2019年11月18日約08:00時至08:20時，科學館廣場一帶出現了一個非法集結。這段時間示威者的行為已被不同的片段所拍攝。
A5被檢取的物品包括護目鏡、雨傘、和雨衣。此外，A5並非居住在案發地點附近。
「非法集結」罪是嚴重的罪行，最高刑罰是監禁5年，不過沒有量刑指引。上訴庭在CAAR4/2016案列出了判刑時法庭一般而言會考慮的元素：
⁃ 保護公眾 - 保護公眾，不受這些罪行的不良影響；
⁃ 加諸懲罰 - 判刑應與罪行相稱，即應反映罪行嚴重性及犯罪者的罪責；
⁃ 公開譴責 - 判刑應反映社會否定有關罪行及犯罪者的犯罪行為；
⁃ 阻嚇罪行 - 阻止犯罪者重犯，也預防其他人干犯有關罪行；
⁃ 補救性質 - 判刑可規定犯罪者需給予罪行受害人賠償，作為糾正或賠償；
⁃ 更生改過 - 判刑目的之一，是犯罪者改過自新，並希望他們在刑滿後能奉公守法。
上訴庭亦提及：
「在判刑時，法庭會考慮犯案者被控之罪行的控訴要旨(gravamen)。對於非法集結，罪行的控訴要旨是參與者行事時人數眾多，並利用人多勢眾來達到他們之共同目的：見Caird案，英國上訴法院Sachs法官的判詞第504-505頁。Caird案中的非法集結是普通法的罪行，但其控罪要旨和《公安條例》第18條之下法定的非法集結罪行是一樣的：參考梁國華案，上訴法庭法官林文瀚（當時官階）的判詞第18-22段。
在較近期的R v Gilmour [2011] EWCA Crim 2458, 英國上訴法院Hughes法官說（意譯）：
「 集體擾亂秩序定必有一個特點，就是每個個人的行為，無論本身特性為何，都會感染及鼓勵其他人作出類似行為，正就是羣體行動造成的整體效果，令公眾受害。」
在R v Blackshaw [2011] EWCA Crim 2312，英國上訴法院首席法官Judge勳爵亦有類似的看法，他在判詞第9段形容參與暴力非法集會的犯案者的心態時說（意譯)：
「 現實是那些犯罪者從他們周圍的其他犯罪者得到支持、安慰及鼓勵。也許，牽涉的人數眾多也會令部分犯罪者相信他們是不受監管的，而其罪行亦不會被偵破的。」
雖然Gilmour案和Blackshaw案中的控罪不是非法集結，是其他破壞公共秩序的罪行，但犯案者利用人多勢眾來達到他們之共同目的，是所有集體破壞公共秩序罪行的共通點，所以Hughes法官和Judge勳爵上述評語，對第18條的非法集結同樣適用。
再者，經驗告訴我們，當大批示威者聚集時，很大可能會出現情緒高漲甚至激動的情況，而這種情況本身有造成暴力事件的風險。有時，甚至會有以挑起暴力事端為目的之不法之徒在場趁機行事，這方面的風險不容忽視：見女王訴陶君行[1995] 1 HKCLR 251，麥道高法官的判詞第257頁。因此，第18條的非法集結是必需的預防措施，對社會安寧可能被破壞和破壞社會安寧所引發的嚴重後果防微杜漸：梁國華案，上訴法庭法官林文瀚的判詞第40段。
在維護公共秩序的大前題下，並且顧及到非法集結的控罪要旨，法庭在判刑時除了要對犯案者施予合適的懲罰，亦需要考慮阻嚇的判刑元素，即判刑不僅要防止犯案者重犯，亦需要以儆效尤，阻嚇其他人不要以身試法，有樣學樣來破壞或擾亂公共秩序。法庭應該給予阻嚇這判刑元素的比重，則視乎案件實際的情況而定。若案情嚴重，法庭需要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
上訴庭其後列出了考慮「非法集結」罪量刑時要顧及的10項因素：
⁃ 暴力行為是即場突然發生，還是預先計劃的，若是後者，計劃周詳及精密的程度為何；
⁃ 參與暴力者人數多少；
⁃ 使用暴力的程度，包括有否使用武器，若有的話，是甚麼武器和數量；
⁃ 使用暴力的規模，包括發生暴力的時間、所在之處、地點數目及範圍；
⁃ 暴力行為為時多久，包括暴力有否延長；是否經警方或其他公職人員重複警告後仍然進行；
⁃ 暴力行為所引致的後果：例如有否對財物造成任何損失或破壞，若有的話，其程度為何；是否有人受傷，及若有的話，傷者人數及傷勢為何；
⁃ 即使沒有財物損失或破壞，也沒有人受傷，但暴力行為造成之威脅的嚴重性及逼近程度為何；
⁃ 暴力行為對公眾造成滋擾的性質和程度；
⁃ 犯案者的角色及參與程度，如除自己有參與非法集結或使用暴力外，有否安排、帶領、號召、煽動或鼓吹他人參與參與非法集結或非法使用暴力；以及
⁃ 犯案者在暴動發生期間，有沒有干犯其他罪行。
上訴庭亦指出：
「歸納以上的討論，法庭對涉及暴力之非法集結，包括與本覆核同類的罪行，所採用的判刑原則可總結如下：
(一) 按照一般的判刑原則，法庭會全面考慮案件的實際情況和罪行情節的嚴重性，繼而就每個適用的判刑元素給予該有的比重，然後對犯案者處以與案件相稱的判刑。同樣的原則適用於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
(二) 《公安條例》第18條對非法集結的定義雖然頗為簡單，但所涵蓋的案情可以很廣泛，犯罪情節的嚴重性也會因案情而有別，其幅度也很大，由一端極輕微的到另一端極其嚴重的都有，視乎實際情況而定。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當然是較接近情節嚴重那一端的罪行，可是涉及暴力之非法集結的案情也有多式多樣，所以即使是屬於較嚴重的罪行，其實際犯罪情節的嚴重性也會有所不同，也有其幅度；在這幅度上，法庭會按照案情實際情況和罪行情節的嚴重性而對適用的判刑元素給予該有的比重。
(三) 在維持公共秩序的大前題下，並顧及到非法集結的控罪要旨，法庭在判刑時需要考慮阻嚇這個判刑元素，至於該給予多大的比重則需視乎案件實際情況而定。
(四) 若是案情相對地輕微，例如，非法集結並非預謀，規模極小、只涉及十分輕微的暴力、沒有造成任何人身傷害或財產破壞，法庭給予犯案者個人的情況、犯案的動機或原因，和更新這個判刑元素的比重可以相稱地加多，而阻嚇這個判刑元素的比重可以相稱地減少。
(五) 若是案情嚴重的，例如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規模大，或是涉及嚴重暴力，法庭會給予懲罰和阻嚇這兩個判刑元素很大的比重，而給予犯案者個人的情況、犯案動機或原因，和更新這個判刑元素很少的比重或者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下不給予任何比重。
(六) 當法庭對所有適用的判刑元素給予該有的比重後，便可以對犯案者處以和案件相稱的判刑」